都邑赋以城市为中心，记述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清代文人针对都邑赋这一特质，提出了一个前所未有且至今存有争议的观点——“赋代志乘”。清人陆次云在《与友论赋书》中说“汉当秦火之余，典故残缺，故博雅之属，辑其山川名物，著而为赋，以代志乘。”

后袁枚在《历代赋话序》中说：“古无志书，又无类书，是以《三都》、《两京》，欲叙风土物产之美，山则某某，水则某某，鸟兽草木鱼虫某某。……盖不徒震其才藻之华，且藏之巾笥，作志书、类书读故也。

今志书类书，美矣备矣，使班、左生于今日，再作此赋，不过采撷数日，立可成篇，而传抄者亦无有也。”这里提到的“志乘”，章学诚做出的解释是：“夫州县志乘，比於古者列国史书，尚矣。”

可以理解为是有关某地的史书。都邑赋以城市为主体，对与它有关的历史、天文、地理、政治、经济、宗教、艺术、习俗进行全方位描写，方志也大都是按照建置、沿革、疆域、山川、关隘、资源、气候、天文、人物、民族等内容来编写的。

由此可见，都邑赋与方志的写作结构类似，在众多能体现“赋代志乘”观点的地理类赋中，都邑赋最为典型。“赋代志乘”的观点是有其偏颇之处的，“赋体在本质上是文学，它不仅无法替代志乘，也不能完全起到志乘的作用，二者实际上是一种共存和互补的关系”但这种观点也使研究者注意到了都邑赋与史志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

由此，从史学的角度看，都邑赋是一种可以与史志比肩的文学题材，这要求作家必须具备深厚的史学修养，才能完成都邑赋的创作。作家的史学修养可从两方面来看：其一是通过何种方式获得史学修养；其二是史学修养在都邑赋创作过程中的体现。

史学修养的获得

都邑赋作家们获得史学修养的方式基本可分为两种：一是广涉史籍，自身积累；另一种是任职史官，有修史经历。

文人创作都邑赋需要大量的素材，这种素材首先要通过学习获得，广览群书，熟读诸子百家，其次还可以通过实地游历，感受各地风俗民情，培养广阔的写作视野。古人一向有“经史一体，六经皆史”的说法，经书对史书起指导作用。文人从小接受的经学教育，其实就是史学的启蒙。创作《蜀都赋》的扬雄博览群书，学识渊博的，从他在赋中对蜀都地理地貌、动植物生长情况及社会生活详尽具体的描写中可窥一斑。

班固的史学启蒙除了来自父亲的影响之外，他对诸子百家熟读穷究，获得了大量的信息。《两都赋》中有关长安和洛阳的历史文化、社会活动、风俗民情的描写，追古溯今，信手拈来，可见其功底深厚。

《诗》、《春秋》被古人认为是孔子所述之史，崔驷博古通今，熟读诸子百家，史学知识扎实深厚。此外，颇多都邑赋作家自幼广涉书籍，有博学之名，如刘桢、徐幹、傅玄、曹毗、吴均、高允、阳固等。

除了广涉史籍，古人讲究游历，游历生活可以获得很多社会经验。《二京赋》作者张衡就“少善属文，游于三辅，因入京师，观太学，遂通五经，贯六艺。”“三辅”是今西安、宝鸡一带。张衡少年时期经西都长安到达当时的都城洛阳，后入太学，学识得到很大提高。

虽然没有资料表明这此游历促成了《二京赋》的出现，但张衡游历活动发生在他十七岁，作《二京赋》时为十九岁，可见游历后不久，这篇闻名后世的赋作就产生了，游历所见的壮丽山河及秦汉古迹一定会成为他写作《二京赋》的素材。文立少年时期曾游于蜀国太学，师从燋周，后曾作《蜀都赋》一文。

左思作《三都赋》时虽未实地游历，但他“乃诣著作郎张载，访峨邛之事”，去向时任著作郎的张载请教四川一代的事情，完成写作素材的搜集。在写都邑赋的作家中，很多人都曾任职史官，一些人还有撰写史、志的经验。这些经历给予他们深厚的史学修养，对都邑赋的完成是一种帮助。

都邑赋的开创者扬雄曾作《十二州箴》，被历史地理学家视为考察西汉州制与历史沿革的一部重要作品，相传以历代蜀王传记为主要内容的《蜀王本纪》也为扬雄所作，由此可见扬雄历史地理知识渊博，他在《蜀都赋》中对蜀都的历史沿革、地理环境的描写具体详细，与他的这两部作品不无关系。

班固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他的父亲班彪有意续写《史记后传》，班固受其影响也开始留意汉代历史，班彪去世之后，.班固在《史记后传》的基础上，利用家中丰富的藏书开始撰写《汉书》。

后来明帝器重他的才华，授职兰台令史、校书郎，负责校对撰写汉事，在《汉书》和《东观汉记》中都留下了他的文字。傅毅在当时与班固齐名，被封为兰台令史，拜郎中，与班固共同校对典籍。《后汉书张衡传》记载张衡“拟班固《两都赋》作《二京赋》，精思傅会，十年乃成。”

知张衡有扎实的史学知识，熟悉两汉典籍，能够纠正两大史家司马迁、班固之文的不足之处，可见其功底深厚。左思也精通史书，曾为贾谧讲解《汉书》。写过《正都赋》和《蜀都赋》的傅玄因博学，善于写文章，被挑选参与〈魏书〉的撰写。《吴城赋》作者吴均因私自撰写《齐书》和《齐春秋》受到责罚，后奉旨撰写《通史》未成便去世了。此外还为范晔的《后汉书》作注，有扎实的史学修养。

《代都赋》高允与司徒崔浩共同编撰《国记》，以本官领著作郎。《代都赋》梁柞常与人谈论经史，“撰并陈寿《三国志》，名曰《国统》。”《迁都赋》裴伯茂撰写《晋书》，未成而卒。此外《魏都赋》.、《扬都赋》作者曹毗，《邺都赋》和《晋都赋》作者裴景融，都做过著作郎，著作郎是东汉末年设置的官职，主要担任编修国史的职务，熟知历史典籍。

在两汉魏晋都邑赋作家中，大多数作者曾以阅读书籍、实地游历、任职史官或修撰史志的方式获得了深厚的史学修养，这对于写作信息量庞大的都邑赋来说，无疑是坚实的基础。

史学修养的体现

上一节内容可知，都邑赋作家们大都在当时的社会中担任了史家的角色，“史家的角色意识导致了史学的求真精神，史家的责任意识导致了史学的经世目的”。求真精神反映到都邑赋创作中，表现为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写实记录，即史家的实录精神；包括经世目的、忧患意识、劝谏意识在内的史家情怀都可以看成是史家责任意识在都邑赋中的体现。有学者认为都邑赋“一定程度上具有类似于地志图经的文献博物价值；此外，赋家在赋中所传达出的政治理想与人文精神，也是两汉时期社会思潮的重要史料!”

都邑赋对现实生活的描写和记录是没有哪种文学题材可以相比的，几乎相当于一个城市生活百科，涵盖了所有关于城市的信息，涉及皇家及士农工商各阶层活动，这与史家的实录传统有相似之处。都邑赋一般都会写城市的历史沿革、水文地理等内容，从作者的描述就可以知道这个城市以前的名字及来历，属于哪个行政区域。蜀都所在的地方属于远古时候的梁州，大禹治水就是从蜀都附近的峨江开始的。

班固《西都赋》如实记录了长安城周围的地理环境。都邑赋详细记录了城市周围山川河流的名称及盛产之物，从植物、动物到矿藏，详尽备至，对当地生长的动植物和出产之物的记述种类累计可达上百种，一年四时之景都能写到。从赋中能看出各地特有的地理环境和民俗风情，蜀人安逸富足；赵地有战国遗风，多纵横之士，游侠之风盛行；长安是几朝都城，气象万千；东都洛阳尚简重德；鲁都秉承先祖遗风，重儒崇礼，讲习兴师；扬都一派江南富足气象，依长江之险发展军事，武士勇猛，谋士机敏。

对城市内部的描写从城池、城内规划、宫殿建筑到所设行政机构，无一不详细具体。城内规划区域或以皇宫内外为区分，或以东西南北为区分，明确城市格局。宫殿建筑是都邑赋描写的重要部分，朝堂正殿、离宫别苑、崇台闲馆，一一列举。班固在《西都赋》中详细记述了长安城宫室的建造规模及分布方式，列举几十处可供后妃居住游赏的亭台楼阁，对宫中所设办公机构天禄、石渠、承明、金马等所处位置及功能都有涉及。

后人对班固《两都赋》的史学价值评价说：“如果覆按《两都赋》对昭阳宫的描写，可以看出几乎与史籍的记载完全一致。”近代的考古工作证实了这一点，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人们发现，京都赋对汉都城宫殿的描写与考古发现的汉代宫殿地基大致吻合。

如刘庆柱、李毓芳所著的《汉长安城》一书，书中附有未央宫遗址平面示意图，未央宫遗址在汉长安城遗址的西南隅，选址于龙首塬，前殿在龙首山山丘上，即《西京赋》说的“疏龙首以抗殿”，未央宫中宫殿众多，中央是作为大朝正殿的前殿，其北部是皇后正殿——椒房殿，未央宫北有天禄阁、石渠阁、承明殿（庐）、金马殿、麒麟阁、曲台殿、金华殿、白虎殿、柏梁台，未央宫周围还分布着长乐宫、桂宫、明光宫。

都邑赋除了对城市设置的记述外，还有对风土人情及文化习俗的描写，上至天子，下至平民。对皇家的游猎宴饮、四方来朝、祭祀先祖等礼法活动的描写，详细记录了当时的活动内容、帝王服饰、仪仗规模、活动目的，是对古代皇家文化的记录。

都邑赋作家还记录了当时社会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如春日的祓禊宴饮、民间祭祀、贸易往来、狩猎钓鱼等，展现了与皇家威严不同的百姓生活，从都邑赋中可以了解当时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状态，可以说是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全面记录。

都邑赋重写当世之事，颂当时帝王，所作之赋力求掩压前朝，以达到盛世作赋的意图，这是文人献赋的初衷，这初衷决定了都邑赋能够最大程度地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大多都邑赋的创作过程要历时数年甚至数十年，在漫长的写作过程中，作家不仅要构思文学结构，还要搜集写作素材，查询有关资料，以求作品贴近真实生活。

都邑赋作家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从事校对书籍、撰修史志的工作，这些经历会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们的文学创作，尤其是都邑赋。左思在创作都邑赋时，更是提出要“依本”、“征实”，这与史家的实录精神不谋而合。

当时的皇甫谧、刘逵、卫权等人也对这种观点表示认同。后人袁桷对策“问：古赋当祖何赋、其体制理趣何由高古？答：屈原为骚，汉儒为赋。赋者，实叙其事，体物多而情思少。登高能赋，皆指物喻意，汉赋如扬、马、枚、邹皆实赋体。……左太冲、班孟坚两都赋。皆直赋体。”

点明左思、班固的都邑类赋有直赋其物的特点。今人许结《赋体文学的文化阐释》中有“考赋家写作，征实同史志，……且赋创作与方志编纂共有两大创作原则：一是突出时代特征，反映现实；而是详今略古(厚今薄古）特征，颂扬当世。”都肯定了都邑赋中体现出的与史志类似的实录精神。

纵观两汉魏晋南北朝都邑赋的发展过程，作品极富汉赋气势恢宏的叙事方式，以虚拟人物之间的辩论来论述观点。但拨开都邑赋华丽的辞藻，可以看到作家想要通过都邑赋来实现政治目的，传达其忧患意识。这写都可以看成是都邑赋作家的史家责任意识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

文人大量创作都邑赋应该是从“迁都之争”开始，这样的创作缘由为都邑赋打上了深刻政治斗争的烙印，由都邑赋的创作反映出了东汉前期的政治走向。建武元年，刘秀建立东汉，定都洛阳，随着天下的逐渐统一，部分朝臣开始提出迁都长安的主张。

建武二十年，杜笃作《论都赋》，以“关中表里山河，先帝九京，不宜改营洛邑”为由，劝谏光武帝迁都长安。此言论一出，傅毅作《洛都赋》、《反都赋》，崔綱作《反都赋》，班固作《两都赋》，张衡作《二京赋》表述“反迁都”的主张。

张衡《二京赋》开篇透过凭虚公子之口，展开对西京繁华盛象的描述，成为《东京赋》的反面对照材料，由此对比表达“反迁都”的观点。这些都邑赋形成了“迁都”和“反迁都”两个阵营，在这两个观点相悖的阵营背后，是东汉前期朝廷内部集团利益斗争的表现，关系到政治较量。

今人曹金华、赵逵夫、曹胜高、王德华等从都邑赋创作背景的角度考察都邑赋与当时政治的关系。近年来，提出“迁都”与“反迁都”的对峙阵营，关系到东汉前期两大外戚马、窦之争。曹金华认为杜笃提出迁都，表面是代表关中地主集团利益，班固等提出反迁都表面是代表关东地主集团的利益，但其实质是贬抑外戚马氏，为窦氏的上台摇旗呐喊。

王德华则认为外戚之争并不是影响都邑赋创作观点的主要原因，而应该是“东汉前期京都赋创作，与东汉前期三代帝王的政治导向密切相关。尤其是大致作于永平十七年至建初三年之间的班固、傅毅、崔驷等人的反迁都赋作，更是汉明帝永平十七年云龙们对策颂述汉德政治导向下的产物，”由此可知，都邑赋虽然是一种长于修饰的文学题材，但由于其作者角色的特属性，透过文学的语言，可以看到其背后隐藏的史学家社会责任感及想要千预政治决策的渴望。

结语

都邑赋作家在文中也体现出了浓浓的史家忧患意识。忧患意识一直存在于中国的史家思想中，“这种意识，主要表现为对于朝代、国家的兴亡盛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