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世纪正是藏族历史上喇嘛教派繁衍的时代，除了旧派宁玛派(红教)以外，有萨迩派(花教)、呷当派、希介派、觉宇派、呷举派(白教)，还有原始巫教—本教(黑教)。其中呷举派又分为许多支系。这些教派之中，有的实力并不亚于萨巡派，而且萨迎派的中心在后藏一个交通不甚便利的地方，为什么都偏偏获得了蒙古族统治者的优遇呢?从下述事实我们可以作出判断。

当成吉思汗之孙阔端写信邀请萨班·贡呷江村到凉州去会晤时，年，萨班先派他的侄子八思巴和恰那多吉兄弟二人赴凉州，三年之久他本人才去到凉州同阔端会晤，那时他已经六十六岁了，四年之后(年)，萨班去世，后来八思巴当了继承人，恰那多吉娶了阔端之女为妻.

后来，又被派到后藏萨迎直接管理西藏政教事务，从这一系列的历史事实来看，蒙古族统治者选中萨班一方面因为他精通五明，学识渊博，在藏族地区有一定的威望，更重要的是萨迎派从它诞生开始一直控制在原先吐蕃王朝的权臣昆氏家族手中，只在家族内部世袭传位，叔侄或弟兄传承，这样就保证了它的统治权力的持续性。当时，在西藏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和牢固的关系是蒙古族统治者一统中原的整个战略计划中的一部分，因此，幼小的八思巴兄弟同萨班一块儿被蒙古族统治者尊为上宾是不足奇怪的。

不同朝代的西藏

从西藏方面来看，九世纪后期，吐蕃王朝在风起云涌的奴隶起义的打击下土崩瓦解了，属部纷纷叛变，王室分裂成几个支系，在卫、藏、阿里及各属部地区，地方割据势力纷纷兴起，佛教和世俗的统治阶级在经济上越来越紧密地结合起来，各地方势力都设法依赖和利用宗教来为自己的政权服务，各个教派或地方势力集团之间常常互相征伐，不断分裂又不断兼并，使西藏地区陷入长期的分散混乱之中，人民饱受战乱的痛苦。

宋朝兴起之后，为了对付西北方时强敌西夏，便对从吐蕃分裂出来的族部加以招抚安置，对其首领优加封赐，免除部分百姓的租税，鼓励开垦荒地，发展生产，保护商业贸易活动，组织茶马互市，建立地方自卫武装以防御西夏入侵等，后来西夏被蒙古军队征服的过程中，许多藏族部落向西南迁徙逃跑，一直进入西藏境内及今甘孜藏族自治州的新龙、乾宁、丹巴、九龙、康定一带，藏族仍然把这些西夏的部落称为木雅。

历史上藏族学者在著述中把西夏称为吐蕃木雅，这与蒙古人把藏族和西夏人都叫作唐古特人是一致的。蒙古人征服西夏在西藏引起了普遍不安，藏文史料把当时蒙古骑兵对西夏的进攻，作为进犯西藏领土一样记载下来。

年，西夏灭亡后，蒙古军队占领了青海和甘肃藏族地区的大片土地，这一带地方便成为蒙古王室的太子阔端的封地。这样，西藏何去何从就成了无法回避的事情。各喇嘛教派及其代表的地方势力集团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在这种形势下，萨迎寺的座主萨班·贡呷江村接受了蒙古汗王的邀请，并用了三年的时间同各地的封建领主协商对待蒙古人的措施，在获得了一定的社会支持后，萨班才于年去到凉州郊区的阔端落邸。

后来，萨班按照蒙古汗王的意图给西藏的僧俗封建主们写信传达了蒙古族统治者对西藏各地方势力集团及教派首领的要求，让他们留居原职不变，但是必须听从代表蒙古族统治者行使权力的萨迎派官员的指挥，凡政教系统的各级官吏的花名册，以及清查户口，缴纳贡赋的具体数字都要分三级上报，第一级是蒙古族统治者，第二级是萨迎派掌握的全藏政权机构，第三级是原有的各地方势力集团及教派首领，这样就为元朝中央对西藏地方进行具体管理打下了基础。

元朝地方部署

公元年，忽必烈招降吐蕃诸部，在河州等地设置吐蕃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控制了包括西藏在内的整个西南地区，年，萨班去世了，当时在西藏境内曾出现拒绝缴纳贡赋等动摇归顺蒙古族统治者的迹象，因此，蒙古军队又开进了西藏。蒙古族统治者清楚地看到在萨班之后迫切需要一个掌管西藏全区政教事务的代理人，而萨班的侄子八思巴本来就是萨迎统治者的合祛继承人，年，忽必烈即位后，立刻就封八思巴为国师。

忽必烈还把西藏作为领地封给自己的第七个儿子镇西武靖王奥鲁赤。年，八思巴曾回到西藏萨迎住了三年，当他返回北京之后，恰那多吉被命令留驻萨寺主持西藏的政务，时隔不久，年恰那多吉突然暴卒，当时才二十八岁，说明反对萨迎派掌握西藏大权的势力和昆氏家族成员之间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的活动已相当激烈。为了加强和巩固萨迩派对西藏的统治，八思巴推荐释迎桑波伍行政长官—本勤的职务，得到了忽必烈的批准。

年，元朝在中央设立了总制院，年改名为宣政院，由八思巴主持宣政院的工作。宣政院的建立不仅使全国的藏族地区都纳入了中央政权的管理之下，还负责管理全国各地的佛教团体及寺庙等事务，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元代喇嘛时势力发展很快，不仅迅速传入蒙古地区，而且被介绍到内地。

年，八思巴从萨迎返回后，向忽必烈献上他以藏文字母为三本创制的蒙古新文字，俗称“八思巴字”忽必烈立即下诏颁用八思巴字，规定官方文书一律使用八思巴字为主，为了嘉奖八思巴的功绩，忽必烈又封八思巴为大宝法王，授予统领卫藏十三万户的权利，隶属于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下，这标志着中央和西藏地方关系的正式确立。从此之后，元朝从内地一直到遥远的阿里边睡沿途设立了释站，为了解决异站、兵站的马匹，给养等问题，创立了乌拉制度，后来，‘乌拉’一直成为西藏三大领主剥削压迫农奴的一种劳役差。

元朝设立了管理藏族地区的机构，普查了藏区户口，征收赋税，屯戍军队，完全把西藏作为我国行政区域的一部分进行治理.甚至把西藏作为充军流放之地，根据法国学者伯希和我国学者王尧等人的考证.

年，南宋德赫皇帝(赢国公)赵显改被元朝统治者遣送到西藏萨迎寺学习佛法，实际上是把他作为囚犯交给元朝帝师的寺庙看管，把这样一位亡国之君交给萨迎派，本身就体现了元朝中央对萨迎地方政权的高度信任.赵显在萨迎寺学习佛法期间，精通了藏语文，把汉文佛经中的《因明入正理论》、《百法明门论》、《罪根因果经》等译成了藏文，成了西藏有名的翻译家。

因此，公元年，元朝统治者赐赵显死于河西之后，藏族史学家将这一事件记载到藏文史书《青史》中，表示了对他的深切同情和哀悼。在汉文史籍中是没有这一段史实的记载的，藏族史学家的记载补充了汉文史料的不足之处。

结语

在萨迩地方政权统治西藏的一百年间，西藏社会内部奴隶和封建奴隶主之间的阶级斗争以及各地方势力集团之间争夺经济利益和权力的斗争(形式上表现为教派之争)一直没有停止.

但是，在那个历史时期中，西藏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一起为各族人民的团结进步、共同繁荣而进行的斗争是历史的主流，萨迎派的首领们顺应了藏族人民要求安定的愿望，使藏族人民的命运同祖国各族人民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结束了西藏地区几百年来分散割据的混乱局面，促进了全中原的一统，加强了藏族和其它兄弟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在对元朝中央的关系上为后世西藏的政教领袖对祖国中央政权的关系方面树立了一个典范，并使西藏社会向封建社会跨进了一大步。这是应该加以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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