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是“文革”时期轰动一时的苏联间谍案，本案创造了中国反特工作的许多第一：第一次在内地发现克格勃间谍；第一次在野外缴获当时世界最先进的特务专用通讯器材和计算机精确编制的密电码；第一次获取和破译了科技含量极高、制作复杂的压缩物和读视工具。本案的破获，为此后侦破苏联间谍案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年8月8日晚，山城宝鸡是一个闷热的桑拿天。即使夜幕降临，也不见一丝凉风。火车站西候车厅外的长椅上，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和身边短打扮的旅客却不一样，白衬衣外面，居然还套着件外套。在他的双腿之间，放着一只暖水瓶。年轻人焦躁不安地四下张望着，仿佛在寻找什么人。

宝鸡火车站当时属于二级站，简陋的候车厅北面是几个篮球场面积大小的车站广场。除了南来北往的旅客，这里也是市民纳凉休闲的场所。如果是平时，那个年轻人在这里坐上一阵后，就会按照自己的打算去别的地方，但是，这天却不行了，因为广场一侧，数十名腰扎皮带、臂戴“军管会”执勤红袖标的公安和民兵已经从四面八方集结到了这里。晚上9点整，他们在宣传车的配合下，将火车站广场封闭，开始清查非法持有枪支和打砸抢分子。

“文革”时期，陕西宝鸡是个武斗的重灾区，连军管组长和宝鸡革委会的军代表都在武斗中丧命。为防止武斗死灰复燃，8月8日晚，宝鸡市根据上级最新指示精神，在全市一些重点目标开展了一次大规模清查，宝鸡火车站广场的清查就是在这样背景下开展的。

听到宣传车的动静，纳凉的市民纷纷散去。乘车的旅客也都老老实实地积极配合，出示车票，打开行李，回答询问。

隐藏间谍活动经费的暖水瓶

清查中，民兵李成永发现了坐着的那个穿外套的小伙子。李成永喊过身边的搭档豆中才，两人向年轻人走去：“车票！证件！”

年轻人掏出的是一张8月9日由宝鸡发往太原的次车票。他自称从新疆来，要去太原看望妹妹。他出示了一张落款为“新疆墨玉县火箭第二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的证明，写着：“证明我社周铜山因这里气候条件不适合，其身体发生恶化，不能继续工作，准予离职。在我社一切手续都已清楚，现迁移到山西省居住，请当局帮助安家落户参加工作。”

“你叫周铜山？”那男子点了点头。“当局？当局！谁写的这证明！”豆中才对李成永说，这证明像是假的。

二人拿过周铜山的保温瓶一掂量，没装水。俩人觉得眼前这人可疑，就推推搡搡地把他带到广场指挥车旁。

当晚10点20分，清查结束。周铜山与其他30多个盲流、乞丐、街痞闲人之类一起被押上卡车，送到宝鸡市公安机关军管会院里，等候发落。

周铜山引起了足够重视。审查他的人，是军管会政法组的政保组长于润民和他的部下王光满。大热的天，谁衬衫外面还穿着件外套？王光满从他左上口袋底部边沿，摸到一根约3厘米长的条状硬东西。让周铜山脱掉衣服，王光满用大头针挑断缝线，那东西竟然是一根圆柱玻璃体物件。问周铜山这是什么东西，他仿佛也一头雾水。两个公安人员对着灯光看了几遍，也没看出个名堂。

在检查保温热水瓶时，于润民感觉这个空瓶分量似乎不对，摇了几下去掉了底座，秘密暴露了。瓶胆与瓶壳中间塞有一个纸包，掏出来打开竟然是一叠崭新的人民币，票面每张5元，共90张。钱不仅新，而且都是连号，是年印制的。那年月，一个士兵一个月的津贴是6元钱，一个工厂的学徒工一个月十几元。加上他口袋里的钱，这周铜山身上一共有元。这么多钱是偷的吗？周铜山说，钱是父亲留给他的遗产，藏在暖水瓶下面，是怕丢。

从周铜山身上的火车票，可以勾画出此人的交通路线：7月29日从乌鲁木齐乘火车到兰州，然后又去了郑州、北京、太原、石家庄，再从石家庄到宝鸡，短短10天，马不停蹄。这不，他又买了第二天去太原的次车票。不像旅游，又不像探亲，带着这么多钱跑来跑去，他究竟要干什么？

再看周铜山的一身行头：白色短袖衬衣是上海工农服装厂生产的，蓝裤子是江苏江南服装厂生产的，黑皮鞋是四川成都第二制鞋厂生产的，挎包里的中山装是北京海淀区第二服装厂生产的。就是新郎官，也不见得从里到外都是新买的，他的旧衣裳哪里去了呢？

第二天晚上10点钟，精疲力尽的周铜山终于承认，他是从新疆非法入境的苏联华人。之所以跑过来，是因为他在苏联受到歧视，想回到小时候生活过的北京城。这个时候，珍宝岛之战刚刚过去5个月，居然有人能只身从苏联非法入境，而且从新疆跑到内地，甚至去了北京，这还了得！

8月10日，宝鸡方面把可疑人员周铜山的情况汇报到陕西省革委会政法组第一副组长伊里那边。伊里马上派手下政保干部张举明和政法组军代表党乙文连夜赶往宝鸡。于是，周铜山又被秘密押解到了西安市红庙坡看守所。

这个时候，新疆的外调也有了反馈：周铜山随身携带的户口迁移证，是年伊塔事件中塔城县公安局失窃的，早已作废；周铜山随身携带的驾驶证，经查阅乌鲁木齐汽车监理所车辆司机档案，该所从未签发过号驾驶证件，也没有一个叫周铜山名字的驾驶员；新疆墨玉县火箭人民公社户口新旧底册登记，也没有叫周铜山的人。

去北京的外调人员倒是查到几十个叫周铜山的，其中一个年龄与关在红庙坡看守所里的这个人十分相似。这个周铜山是个孤儿，解放前由街道居委会一位王大妈收留抚养成人，如今在北京王府井饭店做杂工。王大妈抚育孤儿成长的事迹，曾上过《北京晚报》，还引起过强烈反响。外调人员到图书馆查到了当年的报纸。那是一篇大约字的新闻通讯，内容翔实，还配发了娘俩儿在一起的生活照。这个周铜山的个头、体型与看守所里的那位都差不多。如果北京王府井饭店的周铜山是原装正版，看守所里这位无疑就是盗版的了。

位于北京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电话也打到了伊里的办公室。周铜山手上持有的年版5元钞票，是前些年中国人民银行供给苏联驻北京商务办事处的。这样一笔连号崭新钞票出现在一个所有证件都是伪造的人身上，足以说明此人有苏联官方背景。

陕西省革委会政法组立即成立了“”专案组，伊里任专案组长，党乙文任副组长，审讯和调查工作同时展开。

外调人员找到了周铜山交待的位于北京的建国门大牌坊胡同70号。大院里十几户人家，却没有一个姓周的。居民们反映，原来这里住过一个电车公司的电工，叫王华亭；他媳妇名叫王淑清，这个名字和周铜山交待的他母亲的名字相同。王淑清是旗人，生过5个孩子。她的二女儿死得早，大女儿叫王秀英，是北京市百货大楼的职工；小女儿叫王秀玲，是一名讲解员。解放前，王华亭因病去世后，王淑清就带着儿女们搬走了。她和大儿子王常专、小儿子王常玉下落不详。

按周铜山的说法，他的妈妈嫁给了一个叫李佐臣的苏联人后，带着他们哥俩去了苏联。外调人员发现，李佐臣确有其人，是个白俄罗斯人。十月革命后，他随父母流亡到中国。解放后，中苏两国处于蜜月期，北京需要大量的俄语教师。李佐臣先后在定福庄燃料工业部职工学校和北京电影学校教过俄语。在电影学校，他结识了丧偶的勤杂工王淑清。婚后，俩人于年带着王淑清的两个儿子回到苏联。

从北京调查的结果看，除了王华亭本人的姓名对不上外，他家其余人员的名字、家庭结构、主妇的姓名、民族都和周铜山交待的一样；而周铜山与王淑清的二儿子王常玉的出生年月日完全一致。也就是说，周铜山应该就是王常玉。

此案汇报到北京后，惊动了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林彪、陈伯达等人对此案都做了批示。

果然，这个所谓的周铜山交待，他就是王常玉，俄文名字叫彼德，是苏联克格勃派到中国的间谍。

年夏天，王常玉一家4口人来到苏联，获准在西伯利亚州的阿尔克斯区居住。王常玉和哥哥在这里从小学上到了初中，然后在一家建筑公司当工人。中苏交恶之后，克格勃迫切需要招募一些派往中国获取战略情报的特工。经过情报“星探”近一年的观察，纯粹华人血统、在中国上过小学、思想上却又完全认可自己苏联公民身份的王常玉被纳入视线。克格勃特别行动局第六处吸收了王常玉为其新成员，内部称呼他为“维静同志”。

王常玉被派到赤塔苏军总参谋部情报系统的一个秘密培训基地，让他接受了情报收集、收发报、汽车驾驶、野外生存、绘制地图等各种技能的训练。此外，还让他看了中国记录片，读《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听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节目和叛逃中国青年的交待录音，并要求他背过几篇《毛主席语录》，学会了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两首歌曲。王常玉以所有科目都是4分以上的优异成绩结业，克格勃向他颁发了少尉军衔任命书和二级报务员职称证书。当然，这些证书他仅仅看了两眼，就交了回去。

三天后，王常玉由赤塔飞到阿拉木图，再坐汽车长途跋涉来到靠近新疆额敏县的苏联边防哨所。7月23日晚，北京时间夜里11点半，王常玉被克格勃送到阿拉湖以东中苏边境米的地方，然后沿着阿拉湖流出的额敏河经迈义尔沟进入中国境内。像一个苦行僧一样，他吃的是压缩饼干，喝的是河水，饼干盒之类的废弃物他都按规定及时掩埋。晚上睡觉，他还要防备野兽袭击。跋山涉水三天后，他终于在托里搭上了长途汽车。经过奎屯、石河子和昌吉，他来到了乌鲁木齐市区。赶上“文革”混乱，王常玉在中国境内跑了那么多地方，无论坐车还是住店，都没人问他要过证件。尽管克格勃给他提供的是一套漏洞百出的身份证明文件。

在宝鸡火车站，王常玉被抓的时候，是在等一个名叫安大民的人。安大民是甘肃平凉人，新疆建设兵团某团的机械维修工，因为监守自盗被开除。在乌鲁木齐汽车站附近一个小饭馆吃饭时，王常玉遇到了牢骚满腹的安大民。王常玉给了他块钱，将其收买。在安大民的建议下，王常玉去理了个小平头，扔掉了苏联穿过来的衣裳，换上安大民给他的一件半旧绿军装，俩人在乌鲁木齐逛了两天，然后开始坐着火车到处跑。

到宝鸡那天，他们是早上6点45分下的火车。吃过早点，安大民想先找旅店补一觉，王常玉却非要先工作后休息。所谓工作，无非在街上乱转。不过，俩人的“转”法不一样。安大民总爱往人多的地方钻，哪里热闹就去哪里；王常玉“转”的目标是党政机关，以及有军队的地方，主要是看墙上《布告》内容和一些革命性小报、传单和大字报。俩人走丢后，王常玉回到火车站，在广场旁边商店里买了只热水瓶。因为要把随身带的钱塞进暖水瓶底下，王常玉得找个没人的地方折腾，这就跟来火车站找他的安大民错过了。

等安大民再一次返回火车站，广场上的“文革”大清查已经开始了。没有找到王常玉的安大民只好找了一家旅馆先住下，反正第二天他俩要一起上火车，进站前还可以碰见。可是，当晚的大清查不光在火车站进行，全市的旅馆、招待所都是清查重点。安大民没有出差证明，身上又装有元新钱，派出所准备以盗窃罪关他。折腾了一段时间，省里的电话到了。安大民立即被押解到西安。

到案后，安大民交待出一个重要情况：到石家庄，他们在一个名叫东风浴池的澡堂子落下脚，王常玉支他到街上买个信封。回来，王常玉却数落他，买信封时不知道顺便买信纸。说着，王常玉从一本《毛主席语录》后面撕下了两页白纸当信纸，说自己的字儿太难看，让安大民替他执笔写了一封家信。信里说的都是家常话，就是告诉他继父和妈妈，他到了北京，但没有见到妹妹，还要继续找。写完信，他又替他写好了信封，然后拿到邮局发了出去。安大民说，收信人的地址是“蒙古国的乌兰巴托市号信箱”，收信人叫“钟理”。寄信人，王常玉让安大民留的是他家地址，写的是“甘肃平凉市工农兵路43号安大民”。

专案组分析，那个“乌兰巴托市号信箱”，一定是苏联情报机关设在第三国的据点。

再次审讯王常玉，他终于交待，在东风浴池二楼上，他把安大民支出去买信封时，就在《毛主席语录》后面的白纸上给上级用俄文写了简单的汇报。当然，这本《毛主席语录》是特制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后面加了空白页码。这种特制的白纸只需要用硬物就可以书写，写过之后也不留痕迹，密写的内容只有在紫外光线下才可以看到。当时，这种技术为苏联一家独有，连美国都还不掌握。

王常玉说，密写的内容，就是告诉上级他已经安全进入了中国内地，跑了哪些城市、工作上遇到的困难和下一步的打算。还有，就是告诉上级，他找到了一个名叫安大民的助手。

在红庙坡看守所，最终王常玉曝出了猛料。他说，到北京住下后，他曾支开安大民，坐公共汽车到月坛北路，找到一根有底座的水泥电线杆。他一只脚踩在水泥底座上，装作系鞋带的样子，用在旅社带来的白粉笔在距地面80厘米位置上，划了一道长度五六厘米的横道，然后在横线上方水泥底座放了一颗小石子。这个暗号，是王常玉向上级发出“平安顺利”潜入的信号。小石子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请示他可不可以去北京卧佛寺取“泥石包”？

“泥石包”是克格勃特制的一种密封容器。外形像鹅卵石，颜色与泥土、石头极为接近。王常玉不是武装特工，不需要暗杀、爆炸、投毒等工具。“泥石包”里，应该只是活动经费和密码。他说，在他培训后期，“泥石包”应该已经被带进来，送到卧佛寺交接点。克格勃是以无人交接的方式，把“泥石包”交到他手上。

王常玉交待，“泥石包”和电台分别藏在卧佛寺和十三陵两个地方。专案组找来一张北京市地图一对照，结果发现王常玉绘制的地图与国家出版发行的地图基本一致，也与口供中叙述的情况相符。9月2日，公安部批准同意由陕西起获电台和密码的报告，并派员与陕西方面共同组成起获小组。9月5日，小组在十三陵“五公里七号牌子”附近起获埋在地下、包在塑料袋中的一部电台；9月6日，起获小组动用红外探测器，第二次来到香山卧佛寺时，终于从一堆乱石中，将一个哈密瓜形状的“泥石包”起获。里面果然是一包人民币和两本密码。

经专家鉴定，起获的电台是一台便携式远距离快速收发报机，每分钟可发送组密码；而两本密码分别是专用的卡片式明码本和可变的平战两用密码本。按公安部的要求，电台、密码被送到西安。伊里让王常玉演示了一下发报机的使用，王常玉手法非常娴熟，一看就是经过专门训练的。

安大民一到案，专案组就发现他和王常玉交待的活动情况大同小异。总体来说，他们一起坐火车，先后到过的城市说法都一样；但是，具体到一个城市里的活动情况，他们交待的又有出入。比如在兰州，王常玉只字没提去过白塔山公园，虽然他们只是走马观花地在那儿待了半小时。安大民交待后再审问王常玉，他仍然不承认去过这里。难道，这个公园没给他留下什么印象？可安大民说，去白塔山公园还是王常玉提议的，何况他这人有过目不忘的本事，公园里看过的对联他过后都能背得出来。那么，王常玉为什么要回避这个白塔山公园呢？

于是，盯着王常玉不放，果然审出新文章。原来，每年4月和9月的第一个星期四下午6点，是王常玉和别的苏联特务接头的时间，地点有两个：一个是兰州的白塔山公园门口，另一个是在太原市邮电局门口。如果没接上头，人在兰州，第二天老时间、老地点再接头；若人在太原，第一天没接上头，那么第二天，他还可以在同一时间去太原市橡胶厂门口再接头。9月4日，在党乙文等人前往北京香山卧佛寺寻找“泥石包”的时候，专案组另外派人化装后分别在白塔山和太原市邮电局以及太原橡胶厂门口接头，但都没有收获。

用于书写密信的胶膜和读视工具

北京这边传来消息，党乙文等人在取走电台和装现金、密码的“泥石包”之后，都没忘记按照王常玉交待的方式，给苏联情报机关留下记号：9月5日在十三陵起获电台后，党乙文按照王常玉示范过的样子，也弯腰装着系鞋带，在刻有清朝乾隆皇帝所书《哀明陵十三韵》的十三陵碑亭左侧石阶上，用白粉笔划了一个“十”字；9月7日凌晨，找到“泥石包”之后，党乙文以同样姿势在卧佛寺莲花池栅栏东南角柱子旁，用白粉笔画上了一个“一”。

取走电台和“泥石包”以后，为什么还要按照王常玉的路数留下记号呢？这是因为按王常玉、安大民的交待，他们发出那封寄给蒙古国乌兰巴托的信是在8月7日，时间过去了一个多月，“甘肃平凉工农路34号安大民”却并没有收到任何邮件。专案组分析，苏联大使馆方面应该在等卧佛寺、十三陵那两处粉笔留下的记号，只有确定王常玉取走了东西，他们才会复信。

9月27日下午，专案组终于等到了那封北京寄给平凉安大民的信。信是以“周铜山”妈妈“钟理”的口气写的，说是请北京的一位朋友帮忙转寄的。信里的内容平淡无奇，王常玉说，里面没有什么暗语，但有可能有显微点。技术人员用了几天时间，试了很多种方法，最终发现信中的倒数第六字“新”字上面有点不一样。技术人员脱掉手套、洗净双手，用手指直接触摸，发现那一点有微微突起的感觉。

10月1日上午，技术人员用沾了蒸馏水的干净小毛笔，将“新”字背后的纸浆稀释，轻轻刷掉，小心地将露出来的异物剥离出来。这是个米粒大小的白色胶膜。用放大镜看，能看到胶膜上有一片麻麻点点；换上高倍放大镜，也看不清楚。这时候，王常玉的那件神秘物件终于发挥作用，用那根圆柱状玻璃棒对着胶膜一看，奇迹出现了，一封用汉语写成的密信呈现在人们面前：

一、我准许你可以在离开兰州不远的任何城市或乡村里居住和参加工作，留在你朋友安大民住的城市也行；二、请通知关于你的朋友他是什么人？三、你的家里一切都好；四、祝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原来，王常玉外套左上口袋藏的那根玻璃棒，是一个高倍数的专用读视工具。这是当时最为先进的间谍工具，超出中国公安机关掌握的知识范围。

王常玉被抓获半年后，克格勃边防工作站开通了“”主呼电台，对王常玉的代号“”电台进行24小时定时呼叫联络。播发“，你的来信我星期四收到”，指示王常玉于年4月第一个星期四下午6时到兰州白塔山公园接头。此后，他们又开通了赤塔CRU总台专频，对王常玉进行盲呼。从年5月至年4月，总台定时呼叫达54次之多。

“”案件的破获，为此后侦破苏联间谍案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陕西省公安机关把王常玉入境的新疆伊犁以及王常玉书信联系过的蒙古国乌兰巴托列为重点排查地区。

年10月19日，王常玉被秘密押解到北京，关进了公安部秦城监狱。年12月4日，北京市公安局作出：“王常玉已关押了9年，主要问题已基本审查清楚，应迅速做出处理”的决定，此后不久，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王常玉作出免予起诉、予以释放的判决。出狱之后，王常玉被安置在劳改农场就业。